对于Creative Writing（目前通常翻译为“创意写作”）概念的中国引进问题，有学者认为虽是由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2007年最早翻译引进，但根据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在2010年写的回忆与时任校长钱伟长的谈话，认定为2004年葛教授将此概念引入中国学界。这一说法在其他学者的论著，甚至是教材中都不同程度地被接受。毫无疑问，在创意写作的推广、引介及学科化努力等方面，包括葛红兵、刁克利、戴凡、王安忆等人在内的一批学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2009年以后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中国对创意写作的接受并非始自21世纪初期，实际上1959年已有作家接受了美国创意写作的学科训练，之后该概念逐渐被引进和翻译，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因此，从概念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梳理我国对美国创意写作接受和传播的过程，对于创意写作学科史的构建是极有必要的。本文采取年谱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时间的上限为1950年代末，这是中国接触创意写作的开始，研究时间的下限为2009年，自此之后中国快速地实现了从概念的接受传播到学科系统性建设的转变。

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在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领导下启动“创意写作项目”（Creative Writing Program），设立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开启了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历程，逐渐赢得了声誉，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检阅民国时期的相关文献，美国教育的这一新动向似未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这或许与当时该项目的知名度及中国战争的社会背景有关。在民国时期成长的学者，到美国后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创造性写作（创意写作）理念的影响，如林语堂先生曾在美国长期生活、工作，1961年到美国国会发表题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演讲，曾尝试运用“一些创造性的写作，都是个人心灵活动”的观念来介绍中国现代作家，认为中国最好的诗人是徐志摩。当然，这仍是从美学鉴赏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创造，而不是从创造写作的角度来思考。

港澳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考察中国学界对Creative Writing概念的翻译和接受史，自然需要将港澳台的学术动态涵纳其中。根据笔者查阅，中国最早提及创造性写作的是台湾学者。1970年，教育学者雷国鼎的《美国教育制度》在论述美国中等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时提到：“英文教学则普遍注重文法、作文、语言学、语义学（Semantics）及创造性的写作。”1976年台湾学者贾馥茗又在其著作中介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一项对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院学生创造性写作情况的研究，分析了创造性写作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陆的学界已经着手学术的重建工作，开始搜集整理海外的研究动向，关注国际前沿的学者和学术问题。197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前身）便从贾克斯·卡特尔出版社（Jaques Cattell Press）和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合作出版的《美国学者传记指南》（Directory of American Scholars: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挑选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含美籍华人学者）出版了《美国的中国学家》。该书提到中国籍学者Lin San—Su（音译为林三苏）教授的主要研究专长为：专英语文法；中文和口语；创造性写作。这是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大陆学界关于创造性写作的最早资料。

在此之后，关于“创造性写作”或“创造性的写作”的提法逐渐增多，如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多次提到该词，但基本都是语义和词汇层面的，未关涉到西方语境中的Creative writing概念。1984年，章熊和章学淳翻译了美国威廉·W·韦斯特的《提高写作技能》，其中有关于创造性写作的一段表述：“记住你的创造性写作必须真诚、有感情和具有独创性，并且你要试着去再创造一种经历。写一篇短故事、一篇文章或者一首印象主义的散文诗。”1985年，廖美珍编译美国《英文写作技巧》一书，其中翻译了罗杰·H·加里逊《创造性写作指南》的小部分内容。1987年，唐荫荪翻译了英国格·霍夫的《现代派抒情诗》，该文在论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韩波时，指出：“在一段时期，当一般文化不提供依附点而将诗人及其创作力量撇开不管时，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不再是诗人了的诗人就变为一个批评的指挥者，或是一个‘创造性写作’的教师，或是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的常客。”1988年，陈建平等翻译英国德·朗特里的著作，其中对Creative Writing给出了一种定义：“指布置给小学生[特别在初等学校（primary schools）]写作的指定作业（assignment），目的在于让他们有机会比做其他的写作作业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1998年，美国罗郁正的论文《中国诗的文体与视镜——对其日神与酒神之两层面的探索》被孙乃修翻译为中文，这篇文章引用了1964年衣阿华（爱荷华）大学“创造性写作项目”成员合译的《十五语种诗歌集》。

在该时期的翻译论著中，也间或地提到了美国作家所获得的创造性写作方面的教育。1982年，陈登颐翻译的美国姆斯·H·皮克林的著作中，介绍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生平，提到他于1947年在衣阿华大学写作实习班深造，因创造性的写作而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88年，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瞿世镜选编的《伍尔夫研究》中收录了美国研究专家哈维纳·里克特（Harvena Richter）的论文《追扑飞蛾：弗·伍尔夫与创造性想象力》（Hunting the Moth: Virginia Woolf and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瞿世镜介绍了里克特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任教的情况，称其开设有关伍尔夫和创造性写作的专门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樊武舫、王泽厚及美国学者白苏珊三人合编的《美国主要大学及研究生院介绍》提到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专业，包括了创造性写作，授予文科硕士学位。

在新世纪以前，国内主流学界一般将Creative Writing翻译或理解为“创造性写作”。笔者目前查到最早将其翻译为“创意写作”是在1986年，翻译者为香港的王克捷，翻译著作为Naisbitt的《企业改造》。该书讲解了新资讯社会的新技能，提到美国全国写作计划的成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需要一个好作家来教这个科目，为什么不找位专业作家在学校教创意写作呢？”之后，一些大陆的书籍也将其翻译为创意写作，这在英语学习书籍中比较常见。1996年，赖世雄将“English is a subject that involves a lot of Creative Writing”一句翻译为“英文是包含许多创意写作的学科”。从1990年代后起，将Creative Writing翻译为创意写作的著作逐渐增多。1998年高晶翻译美国兰达（Landa，R.）的著作，陈淑惠翻译英国约翰·麦克高瓦（John McGowan）等人的著作，都将Creative Writing翻译为“创意写作”；燕峰翻译的《霍格探案集》中，霍格访谈作家卡梅伦·诺伊斯时，诺伊斯提到在读哥伦比亚二年级时，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交给了“创意写作课”的老师、纽约最具影响力的独立文学家唐纳·马什。在谢识、盖博翻译的里查德·约瑟夫的著作中，美国通俗小说家克莱夫·卡斯勒（Clive Cussler）提到在橘冠学院读书时对他影响颇大的一位教授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帕特·库贝克，杨素珍翻译的美国艾伦·科汉的作品中提到了一次“创意写作的演讲”。2001年，被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教学创意手册》一书中，Creative writing一词都被翻译为“创意写作”。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论著，对Creative Writing的概念大多是顺带提及，较少予以系统论述。从总体的译介趋势来看，虽然将Creative Writing翻译为“创造性写作”是主流的译法，但翻译为“创意写作”的文献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中国大陆对Creative writing概念最为系统的译介始自2002年，该年邢锡范、王少凯、裴瑞成合译了劳丽·罗扎斯基（Laurie Rozakis）的《创造性写作》（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Creative Writing）。该书较为通俗，分六个部分带领读者了解创意写作的过程，激发其写作潜能。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重新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期，对于写作而言，也是各项事业重建、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写作学会在1981年创立，同年《写作》杂志经批准创刊，一会一刊有力地团结了写作界学术同好，写作研究出现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各种国外的学术思想也纷纷被引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学者将“写作学”“创造学”的概念整合，提出了“创造写作学”的学术概念。1986年，山东昌潍师专写作教研室主任张士廉发表了题为《创造写作学——写作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创造写作学。次年，又发表《综谈〈创造写作学〉》，进一步阐述其理论。张士廉的创造写作学运用创造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写作的规律和技巧，主张在写作研究中加强写作主体的创造能力、创造规律的研究，其依据在于写作活动是一种创造行为，其核心目的是企图解决写作中的创造性思维问题。张士廉还将研究内容整理为《论写作主体素质结构》，在中国写作学会1987年暑期于烟台举办的“写作现代化讲习班”上，对300多位高校写作教师讲授了部分章节。1991年，张士廉和胡敦华合著出版了《创造写作学》。张士廉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89年贵州省写作学会编写的《中国当代写作理论家》对张士廉的研究做了介绍，1992年出版的《写作大辞典》在写作学科建设板块也专门予以介绍。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创造写作学”的研究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写作的创造性问题，是对主体论写作学、动力观写作学、人本主义写作学的独特理解和表达，即开掘写作主体的创造性潜能。在世纪之交，创新和创造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5月26日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2000年，新闻传播学者舒咏平主编的著作提出要发展创意写作，反对八股写作：“素质教育以创新为核心，而创新体现到写作上，就是创意写作。创意，创造性的主意。它具有个体性、不可重复性，是人们积极学习、创新思维所获得的新异性思维结果。创意写作，就是寻求这一创意并表达成文的过程。”21世纪之初，学界和教育界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创意写作的实践和研究，但总体而言水平和层次还有所欠缺。

除此之外，我国港台地区因学术开放的便利性，已经较早地正式开展了创意写作的教学和研究。香港的创意写作和教学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层面都有涉及。1988年香港教育署颁行小学语文科课程纲，在此基础上香港编写了《小学创意写作》丛书，分12册，供一至六年级使用。这套教材一、二年级着重句子训练，三、四年级以灵活而具体的形式阐释作文的基本要领，五、六年级深入分析各类文体的写作方法，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香港中学也设有创意写作课程，与小学阶段以课堂学习为主的形式不同，该阶段学生参与创意写作的方式增多，有课外兴趣班、写作课堂、名家讲座等方式。2002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黄玉鑫曾刊文详细介绍了香港中学阶段创意写作的四项原则和四种教学方式。2002年6—7月，香港教育统筹局课程发展处中国语文教育组邀请儿童文学作家潘金英主持创意写作坊，在金文泰中学的中一级开展创意写作的写作教学试点。其后，潘金英还与其妹潘明珠开设“格林姊妹创意写作坊”，推广创意写作。高等教育层面开展创意写作相关教育最早始自浸会大学。该校于1990年成立了人文学科，这是今人文与创作系的前身（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其目标是训练学生批判性和创造性地思考、逻辑地写作和自信地说话，以学科交叉、双语教学和跨文化主义为特色。该系设有“创意及专业写作文学士（荣誉）”的学位课程，系香港首个以深入学习中文、英文创意及专业写作为宗旨的学士课程。据香港大学Page Richards称，在1990年代后期，本地大学和坊间也有各式各样的创意写作课程。进入新世纪后，香港创意写作有了进一步发展。2002年，香港岭南大学便在校内开设创意写作系列讲座，邀请知名作家、学者传授写作技巧。2002至2005年间，陈载沣、卢伟力两位顾问导师，跨校授课，在不同院校不同师生之间，创设“跨院校”创意工作坊。2008年，香港公开大学开设“创意写作与电影艺术荣誉文学士”的课程。2009年，香港大学在借鉴美英等国创设的创意写作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英文创意写作艺术硕士课程（Master of Fine Arts in Creative Writing in English）。2009年，香港城市大学开始筹办创意写作艺术硕士课程（MFA in Creative Writing），邀请印尼华侨、欧·亨利奖获得者许素细（Xu Xi），著名华裔作家毛翔青，旅美华裔女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小说家Justin Hill及加拿大新生代实力派作家Madeleine Thien等出任教员。

台湾最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高校是东华大学，2000年该校华文文学系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台北教育大学也是较早从事创意写作教育的高等学府，该校在2006年成立了语文与创作学系（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其前身可追溯到1987年所创立的语言教育系。此外，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2002）、台湾大学写作教学中心（2008）、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华文写作中心（2014）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澳门方面，1992年以澳门大学中文系为基础成立澳门写作学会，并出版《澳门写作学刊》及《澳门写作学会丛书》。澳门在创意写作方面的特点在于挖掘多语言的特点，举办了各语种的写作赛事，如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写作能力及思考能力，推动校园阅读及创作风气，从2005年起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主办“澳门高等院校学生写作比赛”；为提升澳门大专院校学生英文和葡文的表达、分析及组织等综合性写作能力，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学生会从2006年起举办“全澳大专院校英文及葡文写作比赛”。2013年，学者对这些赛事对创意写作和文化产业的贡献总结道：“澳门高等院校学生写作比赛的持续举办，既为澳门写作事业不断补充新生力量，又对澳门文创事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研究成果方面，港澳台地区已有所斩获。谢锡金从1990年代聚焦创意写作的思维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于1992年与林守纯合著《写作新意念》。1995年，李孝聪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评估创意写作教学法。1997年，台湾林建平出版了《创意的写作教室》，书中提出创意写作的教学模式，包括写作方式、教学方式和单元设计，借此启发学生思考的敏感性、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精密性、好奇心、想象力、分析力、组织力、综合力。2004年，台湾学者兼创作人周庆华出版《创造性教学》，从创造性童谣、童诗、故事、童话、少年小说、儿童戏剧、网络文学等方面的教学来论述举证。

2006年，台湾万荣辉等人利用不同主题的绘本，将“诚实、关怀、信赖、公平与正义、尊重与责任”等六大品德项目，融入绘本的创意阅读教学。2008年，台湾琴涵、陈亚南合作出版了《创意，点石成金：创意写作的20堂课》。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在罗贵祥的主持下，出版了《时间：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文集》。特别是香港岭南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在梁秉钧的主持下，从2008年起与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创意写作系列”，其中包括《跟白先勇一起创作——岭大文学创作坊笔记》（2008）、《书写香港@文学故事》（2008）、《电影中的香港故事》（2010）、《自然旅游创作——新界风物》等。岭南大学的文学创作工作坊，可以说是对爱荷华大学模式的直接借鉴和模仿。

值得一提的是，港台地区从事创意写作的相关学者还与大陆的高校有所互动。据《北京电影学院志》记录，1995年5月16日香港大学数学系教授陈载澧先生应邀为文学系92级同学讲授“创意写作”课。陈载澧教授是一位爱好比较广泛的学者，他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2002年之前一直在香港大学数学系工作。除了从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和教学外，他还指导香港、大陆和美国专业影视公司的制作，于1995年在香港大学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教授创意写作方面的课程。

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启动创意写作项目，颁授硕士学位，以写作教学实践的方式将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结合起来，即在写作的实践和研究中一方面挖掘审美创造的艺术规律，另一方面在学科教育体系的带动下推动创造教学理念的推广。这就突破了文学创造是个体的天才灵感的传统观念，将其发展为在群体教学和反复实践中的技艺提升。爱荷华的创意写作教育模式和相关课程被快速推广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经过系统训练的毕业生和作家则进一步促进了创意写作的发展。1975年，北美有79个授予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而到2012年则有880个授予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平均每年训练6 000余名毕业生。

对于非英语国家，该项目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同时开设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最初作家工作坊的教学理念和运作模式，受到诸多质疑。1942年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接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邀请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罗伯特·麦考利（Robie Macauley）、库特·冯内古（Kurt Vonnegut）到爱荷华大学执教或访问，逐渐将工作坊发展为美国文学的重镇。从1960年代初开始，该工作坊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小说和翻译作品，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声名随之鹊起。安格尔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北美，他还积极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工作坊交流。1958年，台湾作家余光中赴爱荷华大学，次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之后，叶维廉、王文兴也在1963年取得了学位。同年，安格尔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到亚洲开展为期6个月的作家拜访活动。对中国融入世界创意写作的教育圈而言，此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在驻台北美国领事馆的酒会上，安吉尔结识了台湾作家聂华苓。聂华苓受到安格尔的邀请，克服重重困难，次年到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建议将作家工作坊进一步拓展为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该建议得到了安格尔的积极响应，1967年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受邀加入了该计划，接触到创意写作的教育理念。在1978年及以前，接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训练的中国作家有26位：台湾作家18位，其中8人获得艺术硕士学位；香港作家8位，其中1人获得硕士学位（见表1）。

1978年5月，已经结为夫妇的安格尔和聂华苓来到大陆，到广州、武汉、北京等地访问，在北京拜访了艾青等作家。次年，萧乾、毕朔望等大陆作家来到了爱荷华大学，安格尔和聂华苓又将两岸三地及美国的二十几名作家聚拢一起，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周末”。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作家来到爱荷华，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跟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家进行或深或浅的交流。1978—2009年，共有46名大陆作家、25名台湾作家、8名香港作家参加该计划。长达数月的广泛交流开阔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也让更多的作家接触了创意写作的理念。而安格尔和聂华苓多次到访大陆，宣传推介国际写作计划，也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认识和了解了爱荷华的创意写作项目。例如与聂华苓交往颇深的丁玲，在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后，陆续创作了17篇《我看到的美国》系列文章，其中《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中国周末》等，记录了她在美国参加活动的相关情况；诗人艾青详细记录了1980年9月份所参加的“中国周末”；王蒙记录了在爱荷华大学的相关活动，等等。

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聂华苓不仅邀请中国作家到爱荷华大学交流，还多次往返两地，跟大陆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聂华苓根据其生平经历、文学创作以及与作家们的交往，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并在两岸三地出版。如1981年在香港出版了根据其1978年重回大陆的经历所写成的作品《三十年后》；1994—1995年同安格尔合写了散文《鹿园情事》，分6篇刊发在《小说界》，并于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2004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个人自传《三生三世》，描述了一个一生漂泊的华裔女作家跌宕起伏的人生。鉴于聂华苓对当代文坛的贡献，1990年李恺玲、谌宗恕编辑出版了《聂华苓研究专集》，收录了聂华苓的自传，茹志鹃、萧乾、丁玲等作家与严歌苓交往的文章，以及创作谈和评论文章，十分系统地介绍了聂华苓所取得的成就。聂华苓本人的作品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或零散或专门地论述了聂华苓和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所从事的创意写作项目和国际写作计划，让中国的作家和学者能够十分详细地了解相关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返回故乡武汉，这次到访对随后以武汉大学为先导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在2007年的文章《我记忆中的作家班》， 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聂华苓的祖籍是湖北应山，出生在武汉市，家人离开大陆去台湾省后，在汉口似乎还留有房产。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夫妇来中国访问，就回过武汉，还应邀到武大作过讲座，安格尔即席朗诵过他的诗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国诗人、老作家徐迟翻译，气氛十分热烈。关于他们创建的“写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们已有耳闻，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们这次来武大，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后来在商议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时，掌握这个信息的教师、领导大多想到了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国际写作计划”，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无形中也就成了我们创办作家班的一个参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认为，我们的作家班就应该办成这个样子。

作家野莽在描述勾绘作家班的蓝图时，刘道玉校长甚至提到，邀请聂华苓和安格尔下次再来武汉，让他们参观指导我们作家插班生的学习和写作，也让他们邀请我们作家插班生参加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在爱荷华大学的启发以及相关领导的策划下，1985年武汉大学联合中国作家协会招收了24名青年作家，构成了中文系第一届插班生，俗称“作家班”。从1985—1989年，武汉大学连续招收了4期100名学员，对于通过考核成绩合格的学员，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批经过学术训练的学员，成为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受到武汉大学模式的启发，从1986年起，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也陆续开办了本科层次的作家班，甚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鲁迅文学院还联合举办了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给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颁发了文艺学硕士学位。唯一遗憾的是，当时的作家班大多没有结合学员的文学创作实际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准，而更多的是按照本科生或研究生常规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和考核。也就是说，作家班的培养虽然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汲取了灵感，但未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项目进行详细调研，大多没有采取适应作家特点的培养模式。

对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是一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这对学科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学科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包括追根溯源、挖掘学科发展的起点，分析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总结发展规律，进而为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方向借鉴。当今，中国学界创意写作或写作学的相关学科在主流高校纷纷设立，各种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班、工作坊密集涌现，大有风起云涌之势。本文通过文献的梳理，提出中国对创意写作的接受、创意写作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近十年的事情，而是有着较长历史；中国对创意写作理念的接受和传播，研究视域不应局限于大陆，而理应将港澳台地区涵盖其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三地学术界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为此，从概念的译介、研究和教学实践以及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从195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对创意写作概念的接受情况。

文章提出早在1950年代晚期，在爱荷华大学写作工作坊安格尔的主持下，余光中、叶维廉、王文兴等作家，在美国接受了创意写作的系统训练，还获得了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艺术学硕士。在翻译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台湾的学者开始翻译介绍Creative Writing的概念，而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翻译美国、英国等国学者的著作时，开始接触到该概念。随着翻译的日益增多，Creative Writing的译法从最早的“创造性写作”逐渐转向“创意写作”，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还译介了美国创意写作的著作——劳丽·罗扎斯基（Laurie Rozakis）的《创造性写作》。创意写作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在创造学、创新理论、素质教育和文化创意等理念的带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大陆学者开始尝试建立“创造写作学”的知识体系，开始了带有本土特色的写作探索。与大陆相比，港澳台学界因交流的便利性，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已经较为系统地开展了创意写作的教学实践和研究，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写作工作坊和写作中心。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台北教育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先试先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美国创意写作及其项目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非爱荷华大学莫属。在掌管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保罗·安格尔做出了不懈努力，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爱荷华大学交流、接受创意写作的训练，台湾的余光中、叶维廉、王文兴、白先勇、杨牧等人先后到访并获得了该项目的艺术硕士学位。在加入爱荷华大学后，聂华苓与安格尔将工作坊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赴美。改革开放后的次年，大陆作家萧乾、毕朔望受邀到访爱荷华，一批当代文坛的主流作家也步其后尘，至今不辍。随着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不断到访大陆、出版作品，爱荷华创意写作项目渐为人所知。这给作家班的创办以深刻启迪，在刘道玉、於可训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在1985年先行先试，以作家为对象招收了第一届中文系插班生，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第一波“作家班”浪潮。

在回顾这段学科史时，我们注意到，从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起，大量美国的创意写作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各校也在纷纷成立创意写作中心、创意工作坊、国际写作中心，开办本硕博等不同层次的学历及非学历教育，实行驻校作家制度，推出写作训练营和作家班，似有日益兴盛之势。但创意写作亦面临着诸多驳难，如理论教学和写作能力脱节的问题，学科的独立性及归属问题，英语写作理论和技巧的本土适用性问题，写作的边界问题，产业化与否的争论等。在众声喧哗之下，一方面需要创意写作界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回答时代的命题，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美、英等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以资借鉴。这两个方面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排版 | 李冰璇

审阅 | 宋时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