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30多年的大学教学实践经验，以我对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课程和二级学科设置的多年研究，以我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就业情况的观察，我的观点是：写作能力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最重要的能力，没有之一。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根本就不能和写作研究与教学相提并论。由于各种原因，“写作”在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中过去一直没有“学科”，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只要真正以培养对学生生活和工作有用的能力为目的，真正从社会用人需求实际出发，就会重视写作，就会把它纳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范围，并进行重点建设。202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增设“创意写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这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和学科建设的一次重要事件，将会对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和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略有意外的是“写作”前加了“创意”二字，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违背写作宗旨，也预示写作作为学科的建设其路还很漫长。我认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和学科建设，“写作”有广阔的前景，但“创意写作”前景黯淡。
一、写作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
辉煌历史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中国古代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且在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教育也一直比较先进。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是语文教育。汉代之前的教育制度及其教育内容由于时间久远，资料有限，今天不甚明了和清晰，但之后的教育资料非常丰富。从这丰富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教育是由“私学”与“官学”两部分构成：私学主要是启蒙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官学则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内容从汉代的“五经”到南宋的“十三经”。不论是私学的启蒙教育还是官学的儒家经典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语文”教育，也可以说是“泛语文”教育，包括知识教育、文化教育、思想教育等，最后都体现为写作和表达能力，或者说是通过写作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是“学而优则仕”，语文水平是朝廷选官的最重要标准，朝廷选拔知识分子并派遣到地方管理国家，特别是中下级地方官员基本上都由选拔上来的知识分子担任，这一制度延续两千多年，真正实现了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设计的知识分子管理国家的理想，这其实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繁荣没有间断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写作水平，朝廷选官取士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考察其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科举之前是这样的，科举之后更是这样的。汉代实行“贡举”，即“举贤良”“举孝廉”，《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考核的方式是：“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其实就是命题作文。隋代开科取士，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唐代沿袭隋制。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形式除了“策问”“墨义”“口义”之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写作，包括“策论”“辞赋”等。两宋科举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复杂，但考试的内容仍然以儒家经典为主，最重要的方式仍是写作，据《宋史·选举志》载：“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这哪里是思想、品德、管理才能等行政标准，分明就是文章标准，是典型的文章取仕。
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其模式大致固定，那就是“制义”（或“制艺”），《明史·选举志二》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也即后来所说的“八股取仕”。清代又加上“试帖诗”，这可以说是对写作的完善，也即文人入仕不仅要会写文章，还要会写诗。我认为，通过写作来考察士人的知识、品德、思想、思维以及治理社会的能力，这是正确的，是最合理的语文考试。它能够真正测试出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因为写作包涵了所有的语文问题，比如识字、词义、句意、篇章、阅读理解、思维、逻辑、思想以及语文知识、文化知识等，都可以通过文章显示出来，写作把这一切都考了。古代科举考试也有“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也有“墨义”，相当于今天的问答题，但根本考试则是作文，包括诗文两方面，它比现代语文考试更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真实的语文水平。现代语文考试，可能会出现高分低水平，但科举考试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科举考试作为语文水平考试是健全和先进的，它不仅能够全面地考核一个人的语文知识，而且能够全面考核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和语文能力，特别是能够综合性地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思维能力以及人文素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是有其内在的深层社会原因的，是经过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中国古人非常聪明智慧，关于科举考试的利弊比我们思考得更多，也更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科举考试当然有很多弊病，但在当时它是最好的考试方式和最优的选才方式，科举考试中存在或导致的问题比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所描写和讽刺的种种现象，与其说是科举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追根溯源则是人性的弱点。正如今天的高考一样，高考也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是考试本身的，有的问题则是考试之外的，但这些问题都无法撼动高考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综合来看，当今中国所有考试中，高考仍然是最好的考试，没有比高考更公平合理的考试。就对人的各学科知识、水平、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测试和检验来说，没有比高考更好的方式。否定或取消高考，只会对社会和人才选拔造成更多的问题，对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八股文今天已经成了文章僵化、墨守成规、教条化、程式化的代名词，但作为一种写作的常规训练，它的合理性被忽略了，其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地低估了。在中国古代，写作八股文不可能成为大作家，最优秀的八股文不过是考试作文“状元文”。但从文章学角度来看，八股文是基础写作，它既是文字表达训练，也是思维和逻辑训练。八股文写作会为文学创作奠定基础，认为八股文训练会导致写作僵化、教条，这是错误的观点。清末，八股文因为完全不适宜时代需求而废除了，但类似于八股文的基础写作和基本训练在今天却是需要的。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作为专业和学科的写作仍然应该是基础写作、普通写作，应该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能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工作服务。过分强调“创意”，我认为这是写作的“迷途”，是让写作失去规范，不可把控和操作，变得随意，最终会毁了作为学科和教育的写作本身，变成对写作的解构。
事实上，中国古代教育以语文教育为核心、语文教育以写作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是正确的，它能够真正培养出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特别是行政人才。毛泽东是接受旧学长大的，从小就在舅舅开设的蒙馆里听课，8 岁开始入私塾读书，16 岁之前除了务农以外，都是在私塾里度过的。这种旧学教育对于毛泽东的写作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章是写于1912 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500多字。当年毛泽东不足20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是这样的：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的老师的眉批是这样的：“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这种文章是现在的中学生写不出来的。毛泽东年轻时就能够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茅盾也是旧学出身，13岁就写出了很多漂亮的文章，比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开头是这样的：
宋太祖于杯酒释兵权，人皆嘉其智。余未敢信也。夫太祖起自检典，勋望素著，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群情推戴，愿移周祚，太祖岂本有是心哉？第以麾下阴谋，逼于不得已耳。故既定天下，即因赵普一言，而起疑忌。盖己为臣下所推，诚恐石守信等兵权既重，其麾下思附龙尾以取富贵，故从容置酒，始则动以危悚之言，继则接以款洽之语，诸将遂乞解兵权。不费斗粮，不折一矢，而后世藩镇跋扈之患永绝。”
其老师的批语是：“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通读茅盾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其用词、用语典雅准确，立论、史识高蹈深刻，现代语文教育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写作训练，这也是茅盾后来成为伟大作家的原因之一。
二、写作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并学习西方，新式教育开始兴起。新式教育不仅是开办各种新式学堂，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的变化，包括算学在内的各种科学教育。新式学校最初以实用为主，比如兵工学堂、船政学堂、制造学堂、驾驶学堂、电报学堂、水师学堂、军医学堂等，后来则发展为综合性的大学，内容也逐渐从自然科学发展到人文社会科学。1898年，张之洞出版《劝学篇》，在此书中，张之洞提倡各省、道、府、州县建立新学堂，各学堂不仅设置自然科学等课程，而且还设置四书五经课程，设置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语等课程。这很好地体现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1901 年，清廷颁布《兴学诏书》，要求各省建大学，各府等建中学堂，各州县建小学堂和蒙学堂。1902 年，张百熙主持拟定《钦定学堂章程》，第二年又和张之洞等人一起对其修订，最后制定出《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
从《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来看，当时的新式教育是非常重视写作教育的，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科举教育对写作的重视，比如“高等小学堂”为四年，每年都有“中国文学”课程，其中第一年要求：“读浅显古文，即授以命意遣词之法兼使以俗话翻文话，写于纸上约十句内外。习楷书，习官话。”第二年要求：“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写于纸上，约二十句内外。习楷书，习官话。”第三年要求：“读古文，作极短篇记事文，约在百字以内。习楷书，习官话。”第四年要求：“读古文，作短篇记事文、说理文，约在二百字以内，习行书、习官话。”从这里可以看到，新式学校也是非常重视作文的，小学一年给就开始作文，约十句左右。三年级开始写记叙文，四年级除了写记叙文以外，还写议论文。
中学堂学制也是四年，每年都开设“中国文学”课程，对于此课程，章程有详细的解释：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日力择读之（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流览，不必熟读。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由此可见，这里的“中国文学”不同于今天的“语文”，它的核心是写作，阅读以及讲求文义和文法都是为写作服务的。更重要的是，仔细琢磨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钦定学堂章程》对中学生的写作要求是非常高的，今天的大学对大学生、研究生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也达不到这个标准。
1909 年清政府又对学制进行了修改，对“中国文学”的简单描述是：“读文、作文，习字。”当时还有“修身”和“读经”，三个内容合在一起相当于今天的“语文”。师范学堂也开设“中国文学”课，内容如上。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相当于今天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虽然没有特别的“写作”课程，但诸如“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其实就是写作课，只不过更具体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式教育各层次教育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视写作教育的。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教育具有延续性，各层次的教育仍然是非常重视写作课程的，大学不仅中文专业要开设写作课，其它专业也要开设写作课。比如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的“共同必修课”。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规定：“国文及外国语为基本工具学科，第一学年终了时应举行严格考试，不达标者需要继续修习，合格方能毕业。” 1938 年，教育部制定了大学文、理、法、农、工、商六学院“共同必修课目”，六学院“国文”都是“共同必修课”，其中文、理、法、商为最高的6学分，农、工为4学分，对于“国文”课的“备注”是：“每2 周需作文1 次。”民国时期，中国所有的大学不管是什么专业都开设写作课，都重视大学生的写作能力的培养，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各级学校的“中国文学”课都通称“国文”，其内容根据各年级有所差别，但核心内容是“讲读”和“作文”，比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其中“国文”课每一学年的“教学内容”都有“讲读”和“作文”，可见写作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这实际上是现代知识分子普遍都有很高写作能力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翻看民国时期各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具体要求等就可以看到，写作课在当时不仅开设的时间长，内容丰富、具体，要求高，而且师资力量雄厚，很多写作课教师都是由名师担任。下面略举一例加以说明。
比如燕京大学1941年秋季和1942年春季学年，文、理、法三学院都开设国文课。其要求是：“国文一年（一年级）。理学院学生须读国文八学分，其中六学分须在一年级修毕。如‘国文102’之成绩在‘5’以下者，须读第二年国文；如其成绩仍在‘4’以下，则须读第三年国文。”而“国文学系”的课程分为四类：“习作类”“文学类”“语言文字类”“论文”（即毕业论文）。可见写作之地位。而“习作类”除了一二年级必修课共7学分以外，还有4门选修课。第一年级的要求是：“本课程以灌输文学常识，练习作文技能，及训练读书能力为目的。间周作文一次，偏重文言。”第二年级的要求是：“本课程与第一年级国文略同，亦重在作文技能之练习与读书能力之训练，以辅助第一年级国文程度之不足，每周作文一次，偏重文言。”4 门选修课分别是：“新文艺习作”：“本课程注重新文艺各体散文小说与诗歌戏剧之讨论及习作。每二周练习一次。”；“翻译练习（乙）”：“本课程训练纯文艺作品之翻译，每周练习，以白话文为主。”；“书翰文习作”：“本课程选授历代书翰柬札，说明其体制及作法。每周练习一次，以文言文为主。”；“历代文选兼习作”：“本课程选授自汉至清之文言作品，骈散兼收，内容词藻并重。每周习作一次。”另外，国文学系老师还为其他学院开设2 门写作选修课，分别是：“翻译练习（甲）”：“本课程系为理法两学院学生开设。由理法两学院各系选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材料，每周练习，以训练翻译专门著作之能力。译文以文言为主。”“公牍文习作”：“本课程系为教育学系及法学院学生开设，讲授现行公牍文字之程式与作法，每周习作一次。”开课的老师有侯堮、王西徵、林培志、白序之、董璠、郑骞、吴雷川等。当时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共有20位专职老师和3位兼职老师，就有7位老师上写作课，占比近1/3。7位老师的身份也非常不简单。根据国文学系教师名录，吴雷川为“前清戊戌翰林”，时为教授；董璠，文学士，时为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培志女士，文硕士，时为讲师；王西徵，文学士，时为讲师；侯堮，时为讲师；白序之，文学士，时为助教；郑骞，文学士，时为助教。他们很多都是名人，特别是吴雷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1911年任杭州市市长，1926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1929 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1941 年秋季和1942 年春季学年课程设置包含很多信息，比如白话和文言在当时的状况，民国大学的课程设置等，但最重要的则是说明了当时大学写作课程的状况，各大学不管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还是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以及理工各专业，都非常重视写作教育，这和今天截然不同。
张之洞《劝学篇》
三、写作在当代教育中的变化及其原因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教育政体以及学制都有很大的改变，比如私立高校退出，高校行政化，教师身份变化等。具体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国文”改称为“语文”等。但一些基本的教育模式和程序，包括学科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还是有很大延续性的，比如写作仍然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1952年，教育部《小学教学计划》对“语文”的定义是：“语文包括阅读、说话、作文、语法、写字。”1955年教育部制定的《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草案》，对“语文”的教学说明是：“每周上课时间的支配：第一、二学年阅读（包括识字、作文）9 节，写字3 节（可和阅读同一时间配合进行，以使每天都有写字的机会）；第三、四学年阅读8节，作文、写字各2节；第五、六常年阅读6节，作文2节，写字1节。从第三学年起，每两周可划出1 节阅读时间，指导阅读‘少年儿童读物’。”1963 年《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对“语文”的说明是：“语文课，包括讲读、作文和习字。”而中学“语文课”的要求则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言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由此可见，写作在语文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写作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仍然是非常有地位的，1952年，教育部制订并下达了中国语言文学等3个专业的四年制统一教学计划，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的专业课有：“语言学引论”“中国语言学”“文学引论”“文艺学”“中国文学史”“现代文选”“中国近代文学”“语法修辞”“写作实习”“人民口头创作”“苏联文学”“近代西洋文学名著选”。可以看到，写作是重要的课程之一。中国当代教育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一直没有大的变化，80年代，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大致比较固定和统一，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师范专科和本科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别，其中本科专业基础课有：“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写作”“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美学”“逻辑知识”等。专科分三年制和二年制，其中三年制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外国文学”“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写作”“中学语文教材教学法”“逻辑学”“中国通史”等。二年制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外国文学”“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写作”“中学语文教材教学法”“逻辑学”等。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师范大学，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课程不管怎么变化，都有写作课程，并且都是核心课程。1952 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行政单位基本上是校（或院）、系、教研室三级制，各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基本上是7 个教研室体制（师范院校一般还增加“中教法”教研室），其中“写作”教研室是核心教研室，由此可见写作在80年代之前中国语言文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1978年到1982年，教育部核定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材共35种，其中就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锡庆等人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一书。
中国自1977 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是非常重视语文教育特别是写作教育的。1979 年教育部首先制定“试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其中“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和“综合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中“汉语及习作”为必修课，开设两学期，共108 学时，并且特别加以说明：“侧重写作、修辞，至少每2 周作文一篇。”“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中有“汉语”课程，其实就是“汉语及习作”，仍为必修课，开设两学期，共72学时。同年，教育部制定日语专业教学计划，其中：“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中也名为“汉语”，也是必修课，开设两学期，共108学时。“综合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名称为“汉语写作与修辞”，必修课，开设两学期，共108学时。“高等师范院校日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中名为“汉语”，为共同必修课，开设学期和学时不详。1980年，教育部还特别印发《外语院、系汉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规定外语院或系必须开设“语法修辞”“现代文选及习作”以及“古代文选”3门课程，目的是提高“语文写作、阅读和表达能力”，并且对写作给予了具体的建议：“教学中讲授与写作练习的比例，大致应为二比一，即写作练习和讲评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一。写作练习应多样化，包括作文、缩写、改写、综合、摘要、词语练习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老一辈外语专业学者，不仅外语非常好，而且中文也非常好，有的学者在中文造诣上也可以称为语言大师，这与外语学界的汉语写作传统和教学重点有很大的关系。
1981年教育部公布的“试行高等师范院校文科三个专业教学计划”中，“写作”都是必修课。其中四年制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名称为“写作（或文选和写作）”，开设两学期共105学时；四年制本科政治教育专业的课程名称为“汉语与写作”，也是开设两学期共105学时；四年制本科历史专业的名称为“语文与习作”，开设两学期共70 学时。为什么都重视写作，这是从实际出发的设置，写作不仅是中文专业的必备技能，也是历史、政治专业的必备技能。80年代，中国虽然办学条件简陋，师资条件也普遍欠缺，但80 年代的大学生各方面水平普遍高，至今仍然被广泛称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视写作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恢复高考之后的中国大学教育，不仅文科非常重视语文与写作教育，理工科也非常重视语文与写作教育。1982年，教育部印发了《部属综合大学数学等9个专业教学计划一览表》，这个“一览表”不是文件规定，而是统计，涉及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自然地理学9个专业，其中南京大学这9个专业都开设了“中国语文”课程，均为必修课。“中国语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具体介绍，但联系当时的语境，它应该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国文”，和后来的“大学语文”非常接近，其特点是重视阅读和写作教育。为什么理工科也重视语文教育，这与老一辈科学家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们深知，理工科也需要学好语文，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日后工作有很大帮助。专业知识大致相同的前提下，谁在事业上走得更远，谁在人生上更为成功，就看谁的语文更好，谁的写作能力更强。语文及写作是一种语言能力，更是逻辑思维和思想能力，同时还是一种修养。
大学写作教育地位之下降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制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广泛的研究生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基层组织从本科教育“教研室”制转向研究生教育“学科”制，研究生教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没有设置“写作”学科，导致“写作”在中国语言文学类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弱化，也影响了其他专业和学科的语文与写作教育。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实施，这标志着新中国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同年，国务院公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笔者没有见到这个目录，但从后来的修订以及历史实施情况来看，这个“目录”中没有“写作”学科和专业。这个目录在80 年代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订，1983 年名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共21 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各体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含：翻译理论、机器翻译、数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应用语言学等）”“现代汉语（含：方言）”“汉语史（含：音韵学、训诂学）”“汉语文字学（含：古文字学）”“藏缅语族语言文学”“侗傣语族语言文学”“苖瑶语族语言文学”“蒙古语族语言文学”“突厥语族语言文学”“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学”“其它民族语言文学（含：古代文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其中，“儿童文学”“备注”“原为试办专业”；“图书馆学”“备注”“转‘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学科”；“博物馆学”“备注”“转‘历史学’学科”。没有“写作”学科。
1987年修订时，“征求意见稿”中国语言文学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改为11个，分别是：“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文字学（含：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仍然没有“写作”学科。
1990 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和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笔者未见到这个版本。之后，这个版本不断地被修订，199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总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在这个目录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共设12 个二级学科，包括“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文字学（含：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新闻学（注：可授文学、法学学位）”。和1987 年版相比，增加了“新闻学”学科，仍然没有“写作”学科。这个目录的每一个二级学科下列有“相邻学科”，相邻学科中也没有“写作”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公布经过调整和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调整为8 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目录分别在2011年、2018年和2022年进行了三次修订，2011年改名《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中国现代文学”更名“中国现当代文学”。2018 年版，网上可以查到，笔者未见到公开出版内容，没有变动。2022 年则有比较大的变动，名称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分为11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汉语言文字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民间文学”“中文创意写作”。目前只是在网上公布，未见公开出版物发布。其中“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为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拆分，“民间文学”为恢复1981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中文创意写作”。
1981 年之前，中国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7 个教研室：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学。1981 年之后，中国大学行政方式逐渐从校（院）→系→教研室体制过渡到校→院→学科体制，很多大学仍然有系，但基本上是虚的。中国广泛实施博士、硕士学位制和研究生培养之后，大学基层组织则由“教研室”逐渐转变为“学科”，有的地方则直接改为“研究所”，内涵则是从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向以研究生科研教育为中心转向。1997 年之后，除了民族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以外，其他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基本上是7个二级学科，没有“写作”二级学科。1981年之前，中国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以本科生为中心，1981 年之后则是本科与研究生并重，很多重点大学同专业的学生，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学术上则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这反过来也影响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的课程设置，比如1993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中国语言文学类的各专业，包括“汉语言文学”“中国文学”“汉语言”“编辑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等绝大多数专业，都开设“写作”课程。但到了1998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中，中国语言文学类的各专业，除了师范类“汉语言文学”还开设“写作”课以外，其他学校各专业全部废除了汉语“写作”课程。略欣慰的是，2012 年修订版，“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3个专业则恢复了“写作”课程。
因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没有“写作”学科，“写作”没有了基层组织单位，导致其在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地位骤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学科地位，在各种考核和评价中没有位置，比如申报国家课题、申报体制内学术奖励，连资格都没有，学术成果出版和发表困难。第二，师资队伍严重短缺，水平普遍堪忧，青黄不接。第三，师资缺乏充分的专业性，因为没有写作学科，所以目前从事本科汉语言文学“写作”课程教学的老师都是其他专业毕业的硕士或者博士，有的是专职，更多的则是兼职。没有学科因而没有学者，没有学者又影响学科建设，恶性循环。第四，因为没有学科，本科写作课程虽然仍然是必修课，但不再是核心课程，变得无足轻重。其他学科都有“课程群”，有各种通识课和选修课，唯独“写作”课是孤零零的。第五，不再有写作教研室，又没有学科，本科写作老师只能依附在其他学科之下，一般都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今天，不仅中国语言文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写作”地位低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专业和学科也不重视写作。在这一意义上，2022 年学科目录调整，重新重视写作，把它设置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这将对写作教育造成深远的影响。
四、写作作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
写作列为二级学科，这对中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说是重大的事件，其作用和影响将会慢慢显示出来。“写作”作为学科其建设将是艰辛、漫长而复杂的，在今天中国语言文学各二级学科已经形成并且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学科谈何容易。“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最初因为没有“教研室”，师资力量有限，这么多年的学科建设一直成效有限，就是经验教训。但我仍然看好“写作”学科。就前景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写作”学科在未来将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第一，就业前景非常好。
“文字处理”意义上的写作是广泛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我们的日常交流越来越依靠文字处理意义上的写作来实现。现代社会，写作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和意义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未来社会中，写作将越来越重要，没有文字功夫和比较强的表达能力，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未来社会，写作能力作为一种工具性能力将是求职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像从前外语能力是一种优势一样。
中国语言文学各学科和专业其培养的学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这是传统社会对中文专业的印象，也可以说是期待与定位，是社会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需求。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不管是本科层次还是研究生层次，除了高校自身的学术和师资队伍建设需要以外，就业主要集中在下列领域：中小学语文老师、机关文职人员、新闻出版工作者、文化宣传、文学工作者等，而这些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需要很高的语言水平和写作能力。这是社会分工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要求。
但实际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背离了这一社会需求。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精英模式，是学术模式，主要培养文学和语言的专家，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来培养学生的。我们开设的专业课程基本上教授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知识，尤其是语言与文学的历史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语言学史等，也重视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教育，唯独不重视写作实践。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教育重视写作，设置“写作”学科，这是适应社会需求，满足社会需要，是真正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真正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水平。随着对写作的重视以及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层次毕业生更容易就业，至少写作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就业形势会非常好。
第二，“写作”是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没有统一的模式。
“创意写作”对于“写作”被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目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以及上海大学等高校开设“创意写作”学科积累了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证明该学科行之有效并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教育部才适时把“创意写作”列入学科目录。但同时我也认为，创意写作不是写作的主流方式。由于学校层次不同，社会需求不同，写作的目标和追求不同，写作会呈现多种形态，创意写作只是写作的一种方式，且是一种小众方式。而更普及的，用途更为广泛的，大多数学校所选择的形态则是普通写作方式，即具有技术性、实用性、程式化的，可以操作的，按部就班的应用写作方式。用人单位更需要的不是作家，而是善于文案和公文写作的工作人员。作家就业面非常稀少，而普通文职人员就业面则非常广阔。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创意”，《现代汉语词典》最新版对“创意”的解释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按照这种解释，“创意写作”实际上就是文学创作。任何一件事情，真正做到有“创造性”都是很难的，有些做法，设想者自以为有创造性，但实际上没有创新，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写作上是否有创造性，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建立在充分的比较基础上，不仅要和同时代人的写作相比，而且还要和古人相比。写作领域，真正留给人创造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多，文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作家能够创造的其实有限。歌德曾经说过，凡是能够思考的地方都有人思考过，我们不过是把它重新思考一遍而已。文学上哪怕是那么一点点真正的创新也是了不起的。并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有创造性，文学史上很多作品都经过了模仿或者部分模仿，即使是伟大的作家，其作品也未必都具有创造性。所以，“创意写作”作为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很难实现，最后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功。招收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最后只有少数人达到要求，大量的学生都以失败而毕业，并且学非所用，这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原则、教育规律，也违背了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本性和初心。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作家群，是世界上作家最多的国家，不仅有大量的专业作家，还有大量的业余作家。中国虽然人口众多，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今天的作家其实已经饱和了，中国已经无法养活更多的作家。所以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创意写作前景堪忧。创意写作当然是必要的，理论上它可以提升中国作家的学历层次、文学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既提升纯文学作家的层次和水平，也提高通俗文学作家的层次和水平，但创意写作绝对不是普及性的，以所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二级学科的方式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这是由社会供需决定的。少数顶级大学可以办创意写作，但普通大学特别是二本三本大学中文系无法办创意写作，只能办普通写作，即实用性的、具有技术性的、规范的、作为“科学”的写作。对于普通大学来说，创意写作没有可操作性。
大学中文系是否可以培养作家，自现代大学建立起来就有争论。闻一多当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每年开学都会照例对新生说：“这里中文系是谈考据的，不是谈新文学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请不要进中文系来。”王力说：“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韩石山写的《李健吾传》中有一段话抄录如下：
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一天上课，国文教授朱自清先生走进教室，拿起花名册点名，当念到李健吾的名字时，朱先生问道：
“你就是那位常在报上发表作品的李健吾吗？”
“是学生。”他站起来回答。
朱先生高兴地说：
“看来你是有志于创作的喽？那你最好去读西语系。你转系吧……”
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确在朱自清的建议下转入外文系，但不是在第一年，更不是在“第一天上课”，而是在二年级时才转系的，这在李健吾的《朱自清先生纪念》一文中有简单的叙述。转系的原因则是中文系不培养新文学作家，而外文系反而有利于他的新文学创作。
叶圣陶也是持这种观点，比如196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学生喜欢写文艺作品，教师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应该帮助他。但是必须明确，语文课并不是要学生搞创作，并不是培养作家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197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作文为了什么，看法还不一致。是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呢？不是。学生当中出几个作家，当然很好，但是决不会所有的学生都当作家。作文是为了培养表达的能力。这个能力，人人都必须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都要用到。”叶圣陶所说的“语文”和“作文”主要是指中小学的“语文”和“作文”，但我觉得它同样适用于“大学语文”和“写作”课程。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文学理论家杨晦则一贯主张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对每届新生都要强调，这五年主要是打基础的，不是提供创作条件的，这里培养的是文学研究者、批评家，而不是作家”。王力说：“大学里只能造成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这并非说大学生不能变为文学家，也不是说大学的课程对于文学的修养没有帮助，我们的意思只是说，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事实上也这样，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目的。大学中文系也偶尔产生作家，但都属于“意外”收获。1949年之前的民国大学中文系很少开设新文学课，民国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课程基本上是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作品研究以及文论研究。朱自清利用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之便”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新文学选修课，则是例外。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进行了课程大调整，中国现代文学史才进入课程体系，但主要是“史”的研究，有“鉴赏”形态，而没有写作形态。“写作”课是基础写作。大学中文系是否应该培养作家，是否能够培养作家，这不重要。虽然很多作家读过大学，但就中国乃至全世界百年文学史来看，作家产生于各行各业，大学里产生的作家只是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社会培养的，比如大作家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4 岁时父亲去世，跟母亲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1 岁时，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当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还当过很长时间的流浪汉。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可以培养作家，但不是它的专属。中国目前已有近200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位点，很多学位点都会增设写作学科，但它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只能教普通写作，即可操作的、具有技术性的、满足文案需要的写作。所以，“创意写作”作为二级学科，其价值和意义不在“创意”，而在“写作”。如果过分强调“创意”，以培养作家为目的，势必把写作学科带入死胡同，并最终消解写作学科。
第三，作家将是写作课最重要的师资。
写作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目前最缺乏的是师资。
中国大多数大学都开设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绝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按照要求开设写作课，但因为写作不被重视，写作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是高度边缘化的，写作教师也是高度边缘化的。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写作教师数量非常少，严重短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教师数量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其二，队伍学历偏低，仍然有部分教师是本科学历，大部分是硕士学历，年轻教师的学历则有所提高。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师学历相差很大，这些专业的教师基本上是博士学历，很多教师还有博士后经历。其三，不专业。写作因为没有学科，所有的教师都是非科班出身，虽然年轻教师中很多都有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但他们都是其他学科转过来的。目前的写作教师有三种情况：其一，岗位归写作，也从事写作教学与研究。其二，岗位归写作，也从事写作教学，但学术研究则在其他学科。其三，岗位在其它学科，也从事其它学术研究，但兼职写作教学。其四，没有写作经验和成就。当今大学中文系写作教师，绝大多数都不从事写作，自己没有写作经验，他们的教学完全是理论上的，他们都是出身学术研究而非创作，学术研究是他们的“长”，而写作恰恰是他们的“短”。
如何解决写作学科的师资问题？像其他学科一样逐渐建设和培养，短期内是很难有效果的。因为中国语言文学各二级学科的格局已经形成，形成了传统，即使是长期建设，写作学科最后能否建设成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繁荣的学科也是未知。但解决大学写作课师资紧缺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引入作家。
今天的中国，文学活动其实分属于两个部门或机构，一方面是大学中文系以及科研机构，主要是研究文学，有少量的文学批评，即学院批评，这里的“文学”是科学和教育；另一方面是作协对作家和文学批评的管理，这里“文学”是创作和社会活动以及作品出版等。可见文学是分裂的，即作家及相关活动归属于作协，文学研究归属于高校。同属于文学，同属于文学批评，却分属于不同的政府单位，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出版等各自为阵，这是不合理的，非长久的局面。我认为，作家未来的主要趋势是：一方面从事创作，一方面从事大学写作教学，二者相互成就，相得益彰。作家进高校，正好发挥其特长，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减轻了作家自己的压力，既解决了作家的职业问题，也解决了高校写作课的师资问题，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作家的特长是写作，文学创作是最高级别的写作，作家进高校当老师，既可以教授文学创作，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需求，也可以教授实用型的普通写作。
第四，随着学科的建立以及师资力量的增强，写作教育将会重现辉煌。
随着写作成为二级学科，在目前以学科作为实体单位的高校，其必然结果是建立实体的学科单位。有了实体单位，相应就会有人员编制，有经费，有学科建设，有相应的招生、课题申报、奖励等机制，就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的师资数量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解决师资的专业问题。如果能够实现作家进大学，作协并入高校，那么写作就会比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二级学科更有社会影响力，更受社会关注，也会更有优势，其前景非常美好。
同时，写作学科进入良性循环之后，写作不仅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其实用性，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有良好的就业前景，这也会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理工科专业造成影响，其他专业也会重视写作教育，这对整个中国教育，对整个中国国民语文水平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写作与阅读是相辅相成的，写作实践会带动阅读活动，反过来，大量阅读又会提高写作水平。所以，我认为写作作为二级学科建立起来之后，会极大地改进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在公共课的层面上，在写作被广泛重视的前提下，写作、大学语文和文学批评最终会合并组成“大学语文与写作”学科，这个学科既是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也是具有公共性的二级学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总之，写作能力和水平是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写作教育。写作水平和能力在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写作在近几十年来地位明显下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明显被弱化，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语文水平和写作与表达能力普遍下降，并且这种后遗症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写作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这是汉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对大学语文教育、写作水平和能力造成深远的影响。但写作教育究竟如何推进，学科如何建设，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写作教育作为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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