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无论是新闻还是文学领域，“非虚构”都是高频的学术议题，也是作者从事写作表达倾向使用的“文体”。“非虚构”是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1980年随欧美思潮涌入中国；在2010年以后变得炙手可热，这得益于《人民文学》不遗余力地推动，更缘于当代新闻与文学的生存现状、新媒体对传统媒介的挤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本土语境的丰厚土壤。[1] 十年间，“非虚构”涌现在若干有影响力的发表平台，专职、兼职或业余人员的书写热情得到激发，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以往的“非虚构”写作书写多围绕某一中心话题，如农村返乡、阶层固化等，注重对社会焦虑或网络情绪的挖掘；聚焦某一特定群体，如农民工、性工作者、艾滋病患者、网红等，体现出猎奇倾向；利用文献资料和特定史料重建被“遮蔽”的历史，如遗忘的特殊时刻、知识分子的命运等，深入到历史的褶皱深处；依托于某一知名“非虚构”平台，如《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专栏、澎湃“镜像”、《新京报》“剥洋葱people”等，遵从一定的价值规约写作。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上升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深刻影响了包括武汉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各种写作主体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非虚构”的方式，在新媒体平台书写重大疫情本身及其所波及的方方面面。“非虚构”作为一种叙事方式，自其在中国勃兴以后，从未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般，如此深入而广泛地产出文本，介入现实生活。而在这一全域的写作书写过程中，“非虚构”叙事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提出了著名的艺术活动四要素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者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艾布拉姆斯的思想诞生于纸媒占统治地位的1953年，在此之后，随着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四要素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面临新的挑战。以“作者”为例，艾布拉姆斯认为是指艺术创作者（Artist）或者作家（writer），强调主体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创造力。[2] 二战后崛起的创意写作强调“作家可以培养，人人可以写作”，这逐渐祛除了作者中心权威主义的神话。特别是在21世纪新媒体多元、复杂和充满交互性的舆论生态中，“技术赋权”使得作家“已死”，取而代之的是作者（author）。[3] 这时的“作者”不再是身份或职业属性的代称，而是文本创作者，或者说更多强调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归属。从“作家”到“作者”转变，其意义在于群体的解放：文本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具有特定写作技艺和文化水平的知识精英，而是但凡有读写能力的普罗大众人人皆可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非虚构”写作的作者范围有了极大拓展：除了匪我思存、唐驳虎一类的传统或新媒介下的作家、记者，叶青一类的学者、官员，“呦呦鹿鸣”一类自媒体从业者等既有的写作力量外，患者、医生与护士，司机与外卖小哥，残障人士、慢性病患者，基层社区人员、慈善捐赠者等也加入“非虚构”写作的队伍。作者群体的空前扩大，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一方面疫情深刻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轨迹，公众的社会参与热情被空前激发，非常态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冲动；另一方面隔离、禁足、小区封闭等，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从事阅读、思考与写作。
多元作者群体格局的形成，给“非虚构”提供了立体化的叙事视角。叙事学学者曾对不同文本叙事视角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五种外视角叙事、三种内视角叙事。[4] 内外视角的叙事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察者到底是处于故事之内，还是处于故事之外。在本次重大疫情之下，“非虚构”叙事视角的特点是以内视角为主、外视角为辅的特点。在内视角叙事中，经常会采用固定式人物视角，如写作者个体讲述自身所经历的故事；或采用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如“新世相”平台的《凌晨4点的武汉》，通过厨师、警察、物流经理、志愿者、流浪猫救助者、医院建设者等视角，来讲述900万人的恐惧与勇敢、残酷与温柔。从实质上来看，叙事视角其实是一种怎样讲好故事的技巧与策略，无论是内视角和外视角，都是通过一定的角度俯仰观察社会百态。“非虚构”文本与虚构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叙事者和人物视角往往合二为一，即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人物往往是自身。因此，“非虚构”叙事文本的视角没有虚构文本视角的复杂性以及所形成的繁复的组合和变幻，相较之下，会显得单调，层次感有所欠缺，但叙事主体在平铺直叙中显现出来。而在叙事的策略上，“非虚构”文本使用了人物对话记录、细节描写、新技术交互等多种方式，增强了可读性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剥洋葱”平台《无声的战“疫”：武汉城内的聋哑人》描写了特殊群体在疫情中就医、获取信息及生活物资方面的诸多困难，记录了“守语者”公益小组及负责人崔竞的救助活动。
叙事视角和策略又对其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非虚构”作为一种新型文类，其文体特征是比较复杂的，混合了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日记文学与私小说等各种文体基因。[5]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虚构”文本，主要采用特稿、访谈、口述、自述、日记等文体。疫情发生后，《新京报》《财新》《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赶往一线，2月初中宣部又派遣三百多名记者深入一线采访报道。记者除了带来疫区及时的新闻报道外，还围绕“武汉医生”“武汉面孔”等主题采写了大量的人物特稿和访谈，这些“非虚构”文本深入到事件和人物的内部，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疫情细节。值得一提的是，《三联生活周刊》《新民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类的媒介机构，发挥其在人物特写方面的特长，高度重视口述这一文体的运用，面向医护人员，确诊、疑似患者本人或家属，疫情严重的地区的普通市民、公共服务人员或者各类捐助者，征集采访对象和真实故事，让人们看到了病毒撕裂下的社会生态断痕与裂变，平凡人在危急时刻人性的博大与宽厚。与记者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相比，疫情之下的普通人主要居家隔离，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得了疫情信息，以“生活小记”“疫中记”“封城记”为题，使用日记和自述的方式将日常中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逐日记述，在疫情风暴中心坚持自我书写。
重大疫情系非常态性事件，打断了社会及个人的正常轨迹，每个人都得重新做出行为抉择或者心理调适。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1947年出版的小说《鼠疫》，描述了鼠疫肆虐的绝望小城奥兰中，医生、小职员、卫生防疫队长、记者、杀人犯、神甫等人员不同的立场、态度与选择。在文学虚构的瘟疫中，人物是被书写的对象，他们内心声音通过作者的语言才能传递；而在真实的新冠肺炎疫情场域里，人物自我讲述、自我书写，他们的声音通过自身表达出来。重大疫情“非虚构”的写作和叙事，有三个方面的特质。
第一，书写事件中心普通人或平凡或极端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在过去十年的写作书写实践中，“非虚构”热衷于“去中心化”的选题，即视野聚焦在二奶、网红、同性恋、孤独症、鳏寡老人等亚文化群体，呈现出题材边缘化的特征。这在客观上弥补了主流媒体视野的盲区，迎合了读者的猎奇心理，也实现了与商业逻辑的统合，为个人和发表平台带来“眼球经济”效应。[6] 但一味地追求这种写作旨趣，又会造成选题“奇观化”的极端，为故事而故事，反而削弱了直面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与品格。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虚构”写作一改既往惯性，目光聚焦于普通人，书写他们在疾病等威胁下的人生及其独特体验。2月11日，《解放日报》刊载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写下的《悼念林军老板，我就这么送你了》，文中主角是该医院南京路院区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他平时热心给医生送矿泉水、代收快递等，医生们甚至不太确定他叫不叫林军。林军患上新冠肺炎去世了，医生们才意识到他平时给大家提供了多少帮助，作者写道：“很多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那么起眼，突然没了，我们才发现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是那么重要”，“我们都是小人物，疫情下默默付出、默默承受生离死别”。在生死面前，普通生命的逝去同样令人动容。疫情当前，“小人物”也会有与众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货车司机是普通的职业，而在各地封城断路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进入目的地，出发地不让返回，《南方周末》的《下不了的高速：疫情中的现实“囧途”》通过对几名司机的采访，呈现了“高速流浪”的无奈图景。疫情让每个人的正常生活轨迹发生了深刻改变，让日常变得非同寻常，在方舱医院读书、临终之前想吃猪肉等等故事，都有了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的力量。
第二，用人物自身的语言与动人的细节呈现文本内在张力。在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下，“非虚构”写作平台为吸引流量，在标题上做文章，涌现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精品之作，但同时各种“标题党”文章大行其道，如咪蒙以“非虚构”面貌炮制的虚构之作《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用“寒门”“状元”“死”等能够引发焦虑的字眼，骗取了阅读者的同情与悲愤。不仅自媒体如此，报纸类的公众号在标题方面也会使用情绪化的标点符号、长标题、“标题党”类词语等，语言风格煽情泛滥，呈现更多负面情绪。[7] 重大疫情中的“非虚构”文本，同样重视标题，如真实故事计划平台3月3日的《居家隔离，我差点有了二胎》，实际记录的是隔离状态下人们光怪陆离的消遣方式。
标题仅仅是俘获读者去点击，作品能否打动人心还是要靠文章本身。与疫情相关的“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很容易获得十万甚至是千百万的阅读量，在于文章往往在第一屏放置人物发自肺腑的语言和独特的细节，吸引读者继续下拉屏幕阅读。《武汉女人关秀丽扛起的三十天》描写武汉市红十字会一线医生关秀丽，开篇称：“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走一步”“十个人以上”这样的情景描述，“喊她”“盯着她”这样的动作细节，“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这样的反衬语句，极富场景感和文本张力，写尽了在生与死的交界处，病人对生的急切渴望，医护人员所面临的拷问和艰难抉择。2月15日《新民周刊》刊发的《快递小哥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人啊！》是一篇口述类的“非虚构”作品，记录汪勇从快递员转变为志愿者和志愿活动组织者，解决医护人员出行、就餐、生活等方面困难的事迹。文章首屏全部使用汪勇讲述语言，“我是个快递员，也是个‘组局’的人”，“组局”一词容易引起阅读的好奇心；“2月13日凌晨5点，我在武汉二环外快递仓库的一个高低床上醒来，……潮湿阴冷，我拿起体温计，测了一下体温，不超过36度。出门前看了下手机日历，原来，我已经22天没有回家了”，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很容易勾起读者的进一步阅读兴趣。此文的正文同样没有宏大的叙事或高调的颂扬，全是一个快递员的平实话语，一件件小事勾勒出了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在网络上取得了刷屏的转发效果。
第三，作者介入姿态的隐没与书写对象处境、心境的呈现。国外经典“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叙事擅长深入的研究、深刻的观察，以作者长时间的浸入式采访及独到的视角选择而著称。[8] 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叙事在吸收了这一基因的同时，又带有明确的主观意图，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展示作者对事件的观察、分析和思考，通过实证性的叙述，传达社会学或历史学的价值，揭橥中国社会的生存面貌。[9] 这种情形与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写作者带有强烈的介入姿态，试图贴近现实，发掘不为人知的生活，如贾鲁生《丐帮漂流记》中的丐帮生活，慕容雪村《中国缺少一味药》中的传销团伙，丁燕《工厂女孩》中的普通女工等。重大疫情时期所写作的“非虚构”作品，不是高扬的、显性化的介入，而多是“隐没”的介入，即便是日记文体的“非虚构”记录也是如此。这不意味着作者没有姿态，相反作者的姿态在人和事中呈现，人与事本身已经能够展示足够的声音和姿态：《湖北即将断粮的3亿只鸡》通过人物采访，讲述了各地封路导致饲料见底、家禽无饲料可食的境况；《我在武汉街头流浪了20多天，头发都白了》，讲述浙江义乌人徐强因武汉交通管制而流浪街头、无处可居的窘境；《数口罩的日子》一句“一个、两个、三个……放不下”，道出了防护物资的匮乏等等。
这一叙事特质与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的追求有相通之处。巴尔特继承了马克思辩证历史主义和意识形态实践论的思想遗产，认为古典主义和资本社会的写作倡导主体的积极介入，实际上是让写作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附庸，写作成为阶级的自我写作，语言成为由少数人掌握的特权。[10] “零度写作”理论则主张将文学与写作的特权返还给语言本身，消除作品的社会形态，消除创作主体的意识观念和“感伤的形式”，倡导“直陈式的”“新闻性的”写作方式，追求形式自由和语言的组合，不对人物、社会和生活做道德评判。疫情“非虚构”作品的写作没有自觉的理论追求，但在灾难面前的记录与白描、讲述与自陈是更为恰当的介入姿态：讴歌、煽情和颂扬的语言，难以符合灾难的实质；无奈、痛苦、悲愤的展览难以给人以温暖的力量。因此，医护人员讲述怎样与死神拼搏的过程，就足可以见出病毒对人攻击的无情、病人面对疾病的恐惧、医护人员的坚守职责与无私奉献。正如“零度写作”所希望达成的那样，写作的零度并不是意义的缺席，主体不在而无往不在，主体无声而声音四起，主体自我掏空而无限充盈。
新冠病毒对中国和全球影响远超2003年的SARS，目前已进入“大流行”阶段，必将会成为人类史和世界瘟疫史中的标志性事件。在疫情中，多元化的主体以“非虚构”方式书写，记录人们在这一特殊时期的选择、态度与存在方式，呈现出与其他“非虚构”文本迥然有别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以对真实的记录对冲信息疫情泛滥的影响。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瘟疫不同，新冠肺炎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所爆发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媒体和社交工具以前所未有的频次传递着时时生产的海量信息，人们与信息之间看似近在咫尺，实际又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该现象被称为“信息疫情”，即信息过于丰富，有些信息准确，有些信息不准确，人们难以获取可靠的信息，或者在海量信息面前莫衷一是。这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和泛滥，创造了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强化了人们的焦虑、不安和人群的对立情绪。[11] 而重大疫情下的“非虚构”文本，其价值在于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提供了基于个人或群体视角的最直观的体验、分析和思考，固化了普通人对特殊时刻意义的言说。“非虚构”叙事在间架结构上，有其拓展性、丰富性和敞开性的特点，这提供了多种书写的可能。[12] 这其中最大的价值便是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是时间、地点等方面的新闻要素的物理真实，还表现出疫情和疫情中人物本身细微而深远的社会机理和意义空间方面的情理真实，更在于“零度写作”叙事背后所透出的个人参与、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精神感受和指涉的真实。这三种真实分别指向切实之“形”、逻辑之“理”和感性之“情”。[13] “非虚构”写作自觉的全域书写所提供的真实性，对受众的接受和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非虚构”文本所书写的救治现场、捐赠和物资保障、基层社区实况、生产和生活困扰等，引起了人们的共情和共鸣，在舆论场域掀起一场场讨论和争鸣。
其次，对现实的烛照和关怀中获得改变现实的力量。在“非虚构”叙事中，作者不再如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中那样总体把控一切、有清晰确定的自信、给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法，而是位置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梁鸿对此分析道：“放弃了想要提出总体问题的意图，而只是竭力于展示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和观感。”[14] 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立场、没有思考、没有意图，相反作者有了新的策略，他（她）在细节、对话和自我言说中深入到了生活的细处，以更加低沉却不失有力的声音传达改变现实的愿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一愿望更加强烈和炽热，隐藏的声音通过文本传递给了读者。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共情和共振，开始广泛转发和评论，引发了网络信息的海啸：定点收治医院的物资短缺之困得以传播，全球华人同心同德传递充满大爱的防护物资，红十字会物资分发的效率在压力中开始提升；驰援湖北的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期问题得到了关怀，日常生活得到了更加便捷化的满足；因交通管制滞留在火车站的外地人员，结束了居无定所的街头流浪；长时间隔离所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有了专业的心理疏导；在高速公路、省外乃至国外“漂流”的湖北人，有了妥善的安置方案；家禽、淡水鱼等养殖业的饲料和销路问题阶段性缓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金、用工等问题有了更多政策扶持。与之前的“非虚构”作品改变现实的情况相比，重大疫情中有着明确问题指向的“非虚构”文本，获得了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强的改变能力和更大力度的解决。
再次，用细节和絮语拼合出重大疫情中的心灵史和家国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并不缺乏“非虚构”的基因。从晋代开始，已经设立起居令、起居郎官职和官方机构，每日记述皇帝的日常起居及其与宰相大臣的议事（时政记）。这些记录每年加以汇编，成为皇帝编年实录以及修官史书的重要文献。这种编纂方式可以说是带有“非虚构”的色彩，这一过程充满对真实的选择、编辑和重构。起居注提供了宫廷及京师的政务和事务的详细记载，但对行政中心以外的记载颇为简略，特别是很少记载被统治者的日常：“平民百姓——朝廷通过地方官员进行控制的农民、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和普通市民组成的整个复杂社会——只有在扰乱既定的秩序和成为行政对象时才被载入史册。”[15] 近现代以来，这种情形有了极大改观，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国家宏大叙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媒体时代，弥补了不同阶层之间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鸿沟，人人都有“麦克风”，普通民众不再仅仅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文字或口述书写的主体。相关人员在项目托管平台Github建立了“新冠肺炎记忆：报道、‘非虚构’与个人叙述”的站点，搜集各类传媒和公众号发布的新冠肺炎的“非虚构”作品，其中收录并抓取了73家传媒、90个个人公众号的上万篇文章，每日还在持续更新中。这一主题站点相当于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建立了一座“非虚构”文本的网络档案馆。人们用文字记录了大量的细节和自我絮语，而一篇篇“非虚构”作品从不同的视角的观察，不断拼合与汇集，最终汇成的是重大疫情中集体的心灵史、民族志和家国景观。正如易中天所言：“家国情怀未必就是宏大叙事，反倒可能是生活细节的总和。”
2018年，“非虚构”作家梁鸿系统回顾了我国“非虚构”创作的实绩，对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充满焦虑和担忧：“它内在的动力有多大，到底能走多远，也是一件需要思考的事情。”诚然，从美国舶来的“非虚构”概念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彼此认知众声喧哗、不乏扞格之处。“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标志性的高品质作品偶尔泛起波澜、引发社会讨论，但尚未达到群山并峙、高峰耸立的盛景。必须要指出的是，对“非虚构”现状的这一理解，是从“非虚构”文学或者是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衡量的，这种度量观察是在期盼“非虚构”能够承担更多历史使命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判断。这是在试图赋予“非虚构”以“沉重的灵魂”，也是在回应李敬泽“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所提出的“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的召唤，期待产出一批角度独特、理解深入、表达确切的书写当下中国人生活的优秀作品。[16]
实际上，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非虚构”，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下，拥有了多元化的面孔，各种“非虚构”网络写作平台则以“轻盈的肉身”面貌出现：数千字到万字的篇幅，聚焦当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为读者提供了海量的即时消费性的阅读快餐，因为现实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文学的想象。当面临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疫情和标志性事件时，它又可以快速转身，关注疫情下的社会问题、众生相和个人心灵，有了独特的使命和担当，或可将其归纳为“轻盈的灵魂”：没有救赎、启蒙等方面的宏大话语和宏阔意义，却足可以袒露关键历史时刻的全部肌理和整体生态，并不失时机地形成舆论场域、介入现实。因此，“非虚构”的动力和前景存在于中国转型时期的丰富社会实践，这种实践有多远多深，它就能走多宽多广。
本文系武汉大学人工智能问题融通研究专项课题“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路径、伦理困境与法律风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AI00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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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 宋时磊：《舶来品非虚构写作的本土语境》，《长江文艺》，2019年第7期。
[２]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３] 刁克利：《“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４]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96页。
[５] 刘浏：《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流变与转向》，《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
[６] 张慧瑜：《倾听他人：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教育的结合》，《写作》，2020年第1期。
[７] 何凌南，胡灵舒，李威，张志安：《“标题党”与“负能量”——媒体类微信公众号的语言风格分析》，《新闻战线》，2016年第7期。
[８] 宣海林，李铎：《非虚构写作：叙事视角、路径依赖与现实冲击——对“译文纪实”系列图书的读与思》，《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6期。
[９]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0] 项晓敏：《对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再读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1] Karen Hao and Tanya Basu, The coronavirus is the first true social-media “infodemic”, MIT Technology Review, Feb 12, 2020.
[12] 周芳：《非虚构写作的经验、真实与叙事策略》，《写作》，2019年第3期。
[13] 张雅俐：《论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写作》，2019年第3期。
[14] 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5] 崔瑞德主编：《剑桥隋唐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6] 舒晋瑜：《〈人民文学〉“行动者计划”开启非虚构风潮》，《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2日第1版。
（本文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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